近日，在由中国科协主办的“基础研究前沿与未来”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哥，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现在是基础研究最好的时代。”这一判断迅速在科学界引发共鸣，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两位院士的感慨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当前中国基础研究生态多维度的深刻洞察。那么，这一论断究竟建立在哪些具体考量之上？
政策支撑：从“跟跑”到“并跑”的制度保障
潘建伟院士在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到‘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的部署，再到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经费的持续大幅增长——这些政策的连贯性和力度，是历史上少有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已突破22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首次超过8%，达到历史新高。王恩哥院士则强调，“破四唯”与“立新标”的并举，正在重塑科研评价体系，让科学家能够静下心来搞真学问，这是基础研究生态改善的关键一步。
人才红利：年轻科学家挑起大梁
两位院士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人才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潘建伟表示，现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40岁以下科研骨干占比已超过60%，他们大多具有海外留学或顶尖机构工作经历，视野开阔、创新能力强。“我在科大的团队中，很多年轻教授30岁出头就已经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王恩哥补充说，国家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空前，“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项目，为年轻人提供了稳定的起步经费和成长通道，形成了“让年轻人挑大梁”的良性循环。
设施平台：大科学装置迈入世界第一方阵
“做基础研究，过去我们苦于设备落后，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王恩哥院士感慨道。目前，中国已建成和在建的大科学装置超过50个，覆盖粒子物理、天文观测、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几乎所有基础研究前沿领域。上海光源、中国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等设施，已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有了这些‘国之重器’，中国科学家可以自主开展最前沿的实验，不必再远赴海外‘借鸡下蛋’。”潘建伟举例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和“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国家对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的持续投入。
文化氛围：从“急功近利”到“静待花开”
在座谈会上，两位院士特别强调了科研文化的深层变革。王恩哥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基础研究存在“唯论文、唯帽子”的浮躁风气，而现在，从国家到学界都在大力倡导“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定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原创探索计划’，允许科学家开展‘无人区’研究，即使短期内没有产出，也会给予长期稳定支持。”潘建伟则结合自身在量子信息领域的探索经历表示，外部环境对“从0到1”的包容度大幅提升，社会资本也开始关注基础科学的潜在价值，这为原始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土壤”。
国际视野：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并行
尽管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但两位院士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空间依然广阔。“最好的时代”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潘建伟强调，中国科学家正从“学习者”转变为“引领者”，在气候变化、疾病防控、深空探测等全球性议题中，中国的基础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认可与期待。“我们既要自主突破‘卡脖子’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双重机遇。”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两位院士最后表示，中国正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正处于历史上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政策给力、人才辈出、设施先进、文化包容、国际合作活跃——正是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现在是最好的时代”的坚实底色。当然，他们也坦言，距离世界科技强国仍有差距，需要全体科研工作者继续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不负这个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