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程序员在家猝死案开庭

2025年4月17日上午，备受关注的“32岁程序员在家猝死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逝者李铭（化名）的家属与生前所在互联网公司“云创科技”对簿公堂，焦点围绕“居家办公期间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伤”以及“企业是否存在违法安排超负荷工作”展开。庭审持续近三个小时，未当庭宣判。

事件回溯：凌晨的求救信号

2024年11月15日凌晨2时许，李铭的妻子王女士被一声闷响惊醒，发现丈夫倒卧在书房地板，手机屏幕仍亮着，显示着未关闭的代码编辑器和工作群消息。尽管急救人员迅速赶到，但李铭被诊断为心源性猝死，终年32岁。

李铭生前系云创科技后端开发工程师，入职两年半。公司实行“弹性工作制”，但据家属提供的聊天记录及考勤系统截图显示，李铭在去世前一周累计工作时长超过80小时，连续三天凌晨仍在回复工作群消息。事发当晚，他在家中处理一个紧急项目上线任务，未向公司请假或报备加班。

庭审中，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构成“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但李铭事发时在家中，且非公司统一安排的加班时间。

原告方代理律师指出，云创科技普遍要求员工“随叫随到”，李铭的居家工作已成为常态。公司未提供明确上下班界限，且通过“项目进度考核”“响应时长排名”等制度变相强制加班。“他的家就是第二办公室，死亡发生在完成公司任务的过程中，完全符合视同工伤的立法本意。”

被告方则辩称，公司从未强制员工居家加班，李铭当天未打卡、未提交加班申请，其深夜工作系个人主动行为。《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了加班审批流程，公司不应为员工的“自愿付出”承担责任。此外，公司法务强调，李铭本身患有高血压，体检报告显示其未遵医嘱规律服药，个人健康因素不可忽视。

法庭展示了数十页微信聊天记录。2024年11月14日晚21:34，项目主管在群内@李铭：“明天上午演示版本，今晚务必跑通，有问题随时找我。”李铭回复“收到”。此后，他在23:07、0:42、1:19三次发送了调试日志截图。

家属还提交了一份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数字工作强度分析报告”，显示李铭在去世前90天内，“非工作时间”活跃于工作系统的天数占比达78%。公司则反证称，李铭的部分深夜操作是“学习行为”或“个人兴趣开发”，并出示了其电脑上安装的私人项目文档。

此案并非孤例。近年来，互联网从业者猝死频发，“996”“大小周”“隐形加班”屡禁不止。202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字劳动与劳动者权益报告》指出，超六成互联网从业者存在“非工作时间回复工作消息”的常态，但只有不到5%的企业为此支付加班费。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伟在庭审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司法需要明确界定数字时代的‘工作岗位’。当企业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将工作渗透进员工私人时间，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之间，必须划出一条红线。”

庭审结束后，王女士红着眼眶走出法庭。她对媒体说：“我不在乎赔多少钱，我想要一个说法——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把命丢在工作里？”旁听席上，多位互联网从业者默默举起手机，拍下了法庭门牌号。

云创科技在庭后发表简短声明，称“对逝者深表哀悼，将依法承担责任”，但未回应是否存在加班文化。案件将择期宣判。

技术提高了效率，却也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当“随时在线”成为职场潜规则，法律究竟该如何守住那道关乎生命的底线？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追问，更是整个社会需要作答的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