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廷一纸诏书，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彼时，举国震动，士子惶惶。如今100多年过去，科举早已是故纸堆里的历史名词，然而令人“开眼”的是——在当代社会，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肯定科举，甚至将其奉为“公平选拔的典范”。从高考到国考，从“状元崇拜”到传统文化复兴，科举的影子不仅未曾消散，反而在舆论场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平反”。

科举何以重回聚光灯下？

近年来，每逢高考放榜，“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的报道铺天盖地，各地文庙、状元楼前香火鼎盛。更有学者撰文指出，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制度发明之一”，其“唯才是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当代教育选拔具有深刻启示。在社交媒体上，“科举制度真的很公平”“古代高考比现代卷多了”等话题屡屡引发热议。这种现象远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投射。

肯定者看到了什么？

对科举持肯定态度者，核心论据有三：一是其打破门阀垄断的开放性。科举之前，九品中正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科举则让寒窗苦读的布衣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二是其程序正义的高度制度化。糊名、誊录、锁院、回避等防舞弊措施，比现代很多考试还要严格。三是其促进社会流动的实效。据统计，宋代进士中出身平民者占比超过一半，堪称古代的社会阶层“升降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人对科举的肯定，往往隐含着对现行教育选拔制度的不满。教育资源不均衡、城乡差距、学区房焦虑、加分乱象……当“寒门难出贵子”成为社会痛点，科举那份“不论出身、但凭考卷”的纯粹性，便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一些基层公务员和教师表示：“现在有些考试暗箱操作太多，还不如当年科举规矩。”这种对比虽然失之简单，却折射出民众对公平的强烈渴望。

“肯定”背后是误读与选择性的记忆

然而，全面考察科举史就会发现，那些被当代人“肯定”的特质，往往被过度美化。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八股文为主，严重脱离实际，扼杀创新思维。明代思想家顾炎武痛斥八股“败坏人材，有甚于焚书坑儒”。清代科场案频发，舞弊手段层出不穷，所谓“绝对公平”只是理想图景。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强化了“学而优则仕”的单一价值观，使整个社会的精英尽数涌入官僚系统，严重抑制了科技、商业等多方面的发展，这正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深层原因之一。

此外，科举时代的教育机会远非今日可比。绝大多数农民子弟连启蒙教育都无缘，更遑论参加乡试、会试。所谓“寒门”，也多是家道中落的小地主家庭，真正的赤贫阶层几乎不可能走通这条路。用今天的全民义务教育去比古代的精英选拔，本身就是一种时代错位。

理性看待科举遗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其实，当代人对科举的“肯定”，更多是源于对公平选拔机制的向往，而非对八股取士的留恋。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在阶层固化、内卷加剧的当下，任何一个能够提供“凭本事翻身”通道的制度，都会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但我们要警惕的是，不要将传统简单等同于美德，不要因为现实的困境就去美化历史。

科举制度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最早探索了“以考试选才”的公共治理模式，其程序中蕴含的公正理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它的教训同样深刻：当选拔标准过于单一、考试内容僵化、目的沦为服膺权威时，再精巧的制度也会变成束缚思想的牢笼。

100多年前，废除科举是为了救国图强。今天，我们需要传承的是科举中“唯才是举”的精神内核，而非其具体形式。高考、公务员考试等现代选拔制度，正是在扬弃科举遗产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然而，任何制度如果失去了改革和反思的能力，都可能重蹈科举止步不前的覆辙。肯定科举的初衷是呼唤公平，而实现公平的路径，永远在于不断完善今天的制度，而非简单返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