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7日凌晨2点17分，严鹏站在杭州钱塘江边一处废弃码头的平台上，最后一次打开手机备忘录。他写好了遗书，删删改改了很多遍，最终只留下一句话：“对不起，我撑不住了。”

45岁的严鹏，河北沧州人，曾是杭州一家小型建材公司的老板。三年前，他身家超过百万，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个读初中的女儿。但命运在2022年春天拐了个急弯——疫情反复导致工地停工，货款收不回来，他四处借债维持公司运转，最终在2023年秋天彻底破产。

妻子劝他“认命，找份安稳工作”，严鹏却不肯低头。他瞒着家人借了高利贷，试图“翻本”。利滚利之下，债务从30万滚到110万。2024年春节前，妻子带着女儿回了娘家，留下一纸离婚协议。

严鹏的出租屋里只剩一张床垫和半箱方便面。他尝试过送外卖、开网约车，但由于长期失眠和焦虑，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状态”。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他说“没钱，不住”。

“其实没到绝路。”严鹏后来的主治医生、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王敏告诉记者，介入治疗后才发现，严鹏的债务并非无法化解。他名下有套老家的房子估值40万，卖掉可以还掉一部分；他父亲也愿意拿出养老积蓄帮他周转。但严鹏当时的认知完全扭曲了：“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笑话他，自己就是个废人。”

3月16日深夜，严鹏给前妻发了最后一条微信：“照顾好闺女，忘了我。”随后关掉手机，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江边。司机赵师傅回忆，严鹏上车后一句话不说，眼神空洞，“我问他是不是有心事，他摇摇头，我多了个心眼，记住了他的特征。”

正是这个细节救了他一命。赵师傅报警后，杭州滨江分局浦沿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江边。凌晨3点10分左右，他们发现了坐在平台边缘的严鹏。民警陈刚回忆：“他背对着我们，脚悬在外面，稍微往前一点就掉下去。”

接下来的50分钟，陈刚没有靠近，而是坐在距离严鹏5米的地方，像朋友一样和他聊天。“我问他冷不冷，说自己值班也冷，递了根烟给他。他犹豫了一下接了。”陈刚说自己也有过低谷，前几年老婆生病差点没挺过去。“我说，谁活着都不容易，但扛过去就赢了。”

凌晨4点，严鹏终于回头，说了第一句话：“我还能赢吗？”陈刚把烟头摁灭：“你活着就赢了。”

4点12分，严鹏被民警扶下平台。急救人员给他简单检查后，他被送往医院。天亮后，他的父亲从河北赶到杭州，父俩在医院相拥而泣。

如今，严鹏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和债务重组。他的前妻同意暂缓执行离婚协议，女儿每周打视频电话催他吃药。“她说，爸，你答应带我吃火锅的。”严鹏说这话时，眼眶红了。

杭州市社会心理援助中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接到高危自杀干预电话1273通，其中35至50岁中年男性占比最高，达41%。中心主任李敏指出：“很多人的‘去死’念头并非源自绝望尽头，而是一时冲动叠加认知窄化。一个及时的电话、一次耐心的倾听，往往就能挽救一个生命。”

严鹏的故事，或许只是这个数字中的一个缩影。但他的获救，也提醒我们：那些说“我撑不住了”的人，未必真的想走，他们只是需要有人拉一把。正如陈刚在出警记录上写的那句备注：“他不想死，他只是在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