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近日发出严厉警告：尽管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但它无法帮助西方经济体重返上世纪中叶那种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代——那个时代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和政策圈引发广泛讨论。
皮萨里德斯因在劳动力市场匹配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许多人对人工智能寄予厚望，认为这项革命性技术能够像当年的蒸汽机、电力和信息技术一样，推动生产率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增长。然而，这种乐观预期可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
“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代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皮萨里德斯分析称，二战后西方经济体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黄金时期”，平均生产率增速高达3%至4%。这得益于战后重建需求、人口结构红利、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扩张以及全球化初期效应等多重因素的叠加。而如今，这些条件已不复存在。
皮萨里德斯指出，人工智能虽然能够显著提升某些特定领域的效率，特别是在信息处理、模式识别和自动化决策方面，但它难以像以前的通用技术那样全面渗透并彻底改造整个经济体系。服务业占西方经济体GDP的比重已超过70%，而服务业的本质特征——需要人际互动、个性化定制和情感劳动——决定了其生产率提升空间天然有限。即使是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很难让医生问诊、教师授课或理发师服务的生产率大幅提升。
他还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和就业极化。技术会淘汰大量中等技能岗位，同时创造少量高技能岗位，但被替代的劳动者很难迅速转型进入新兴领域。这导致结构性失业和技能错配，进而拖累整体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皮萨里德斯强调，当前西方经济体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债务高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结构性挑战，都不是人工智能可以解决的。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制度创新、教育投资、研发支出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优化，而这些方面的改革近年来进展缓慢。
事实上，美国生产率增速从2005年前后的2.5%左右已降至2010年后的1%左右，欧洲国家的情况更糟，疫情后虽有短暂反弹，但长期趋势依然疲弱。IMF近期报告也指出，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从本世纪初的约1%下滑至目前的0.4%左右。
皮萨里德斯的警告并非全盘否定人工智能的价值。他承认，人工智能在医疗诊断、药物研发、气候建模、金融风控等领域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但他认为，这些领域的进步尚不足以将整体生产率的增速推回3%以上的历史高位。“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个生产率增长更慢、但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部分经济学家的呼应。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也曾表示，技术乐观主义往往高估短期影响而低估长期困难。生产率增长放缓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现象，而不仅仅是周期性波动。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皮萨里德斯的建议是：不要将希望过度寄托在人工智能上，而应着力于改善基础教育、加强职业培训、支持基础研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推动反垄断和竞争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确保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和社会的公平稳定。
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当下，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冷静提醒或许恰逢其时：技术是工具，而不是救世主；唯有制度和政策创新，才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