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陪酒文化是苏联带来的

近年来，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陪酒文化”起源于苏联。这一观点迅速引发热议。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报记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梳理与多方考证。

陪酒文化的源流：更早于苏联影响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诗经》中已有“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的记载，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是礼仪的载体，也是社交的润滑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酒”为“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酒的社交功能。

唐宋以后，酒令、行酒、劝酒等形式日益丰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以酒待客、以酒交流的独特传统。这些习俗深深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往来、官场应酬和商业交往之中，其历史远在苏联诞生之前。

那么，“陪酒文化源于苏联”的说法从何而来？历史学者张明（化名）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两点误读：

其一，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期间，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在中国当时“学习苏联经验”的背景下，部分酒桌礼仪确实受到苏联影响。特别是苏式“干杯”文化，即频繁举杯、一饮而尽的习惯，被一些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所效仿。

其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社会中确实存在“酒桌官僚制”——通过酒量考验对方忠诚度和交际能力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经由苏联专家和留学生传入中国后，与本土的酒文化相互叠加，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强化效应”。

然而，将中国今天复杂且多元的陪酒文化，简单归结为“外来植入”，显然有失偏颇。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琳向记者表示：“中国陪酒文化中‘面子’、‘关系’、‘等级’等核心要素，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格局，与‘差序格局’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基因不存在于苏联社会。”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兴起，饭局应酬在商务往来、政府公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酒桌上的“主次分明”、“劝酒技巧”被不断放大，甚至与“官场文化”、“权力寻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不利于健康的社会风气。

近年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及反腐力度加大，特别是“四风”问题整治，官场中的奢靡饮酒风气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全社会健康意识觉醒，“文明饮酒”、“适量饮酒”逐步成为社会共识。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往往是历史积淀、社会环境、外部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陪酒文化”完全归咎于“苏联带来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更是在回避我们自身文化中需要反思和改进的部分。

要在继承与批判之间寻找平衡，既不简单抛弃祖宗传承的“酒道”中的合理成分，也要摒弃那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糟粕。中国陪酒文化何去何从，最终取决于每个社会成员在交往中如何自觉塑造更为健康的社交方式和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