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

近日，随着一部新编历史剧《武周风云》的热播，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一千多年来，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评价始终众说纷纭：她究竟是雄才大略的治国明君，还是残暴专权的祸国红颜？面对“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一经典命题，记者采访了多位历史学者，试图还原一个更为立体的武则天。

功业篇：承前启后的“贞观遗风”

在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李朝晖看来，武则天的政治功绩不容抹杀。“她在位期间，大唐国力持续上升，人口从唐高宗时期的约380万户增至600余万户，经济繁荣程度甚至超过贞观时期。”

史料显示，武则天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首创“殿试”和“武举”，打破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底层人才开拓上升通道。她任用的狄仁杰、姚崇、宋璟等名臣，皆为唐室中兴的栋梁。军事上，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设立北庭都护府，巩固了西域边疆，并推行“军镇屯田”政策，减轻百姓负担。

“武则天最大的贡献，在于她成功过渡了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历史桥梁。”李朝晖指出，她延续了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理念，使得唐朝在她执政的近半个世纪里始终保持强盛态势。

然而，武则天的统治同样伴随严重的负面评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明远认为，武则天为巩固权力，不惜重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导致朝野人人自危。“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制造的冤案数以千计，其中尤以宰相裴炎、名将程务挺等重臣的冤死最为典型。”

此外，武则天晚年宠信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致使朝政腐败，后宫干政现象严重。为夺取皇位，她对亲生子女痛下杀手，长子李弘被毒死、次子李贤被逼自杀、三子李显被废黜流放、四子李旦被迫禅位。“这种违反人伦的残忍手段，成为后世儒家士大夫口诛笔伐的重点。”王明远说。

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在宗教政策上也有争议。她为证明自己“天命所归”，推崇佛教，耗费巨资修建大云寺、明堂、天堂，其中“天堂”建筑高达百余米，劳民伤财，加重了百姓税赋负担。

“单纯用‘功过比例’来评价一位帝王，本身就是一种简化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晓红表示，武则天的执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以女子之身登上权力巅峰，打破了中国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政治传统，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巨大冲击。

陈晓红强调，武则天的“过”集中体现在权力争夺过程中不择手段，而“功”则体现在她治理国家的能力上。如果从历史后果看，她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制度基础，其统治时期被许多史家认定为“治世”而非“乱世”。

记者发现，在正统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价经历了从“贬多于褒”到“较为公允”的转变。唐代史臣在《旧唐书》中称她“制有天下，政由巳出，明察善断”，同时批评她“穷奢极欲，残害忠良”。宋代欧阳修则在《新唐书》中指责她“牝鸡司晨”，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明达善断”的才能。

近代以来，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武则天功大于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国家治理的实际成效来看，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持续发展、边疆基本稳定，是符合‘功大于过’这一判断的。”

当然，也有学者持保留意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宇认为：“武则天的个人欲望严重侵蚀了她的政治理性，尤其晚年的昏聩几乎酿成政变。且她留下的‘武周’政权仅存15年即告覆灭，说明她的统治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或许，关于武则天功过是非的争论，本身就折射出中国历史评价体系的复杂性。我们无法用简单的数字比例来衡量一个帝王，正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言：“评价人物，当观其大节，而不必苛求小节。”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武则天留下的最大遗产或许并非她的具体政绩，而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权力与性别的双重桎梏下，一个女人如何凭借超凡的意志与智慧，改写了历史的轨迹。至于她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