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bsurdity of Albert Camus》：加缪的荒诞哲学在当代回响
近日，随着全球范围内对存在主义议题的重新关注，法国哲学家、文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荒诞哲学”再度成为文化界热议的焦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七十多年前提出的“荒诞”概念，如今被更多学者视为解读当下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一场名为“The Absurdity of Albert Camus”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巴黎大学举行，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哲学家、文学家与社会学家齐聚一堂，试图重新评估加缪思想在气候危机、人工智能焦虑与政治极化时代的现实意义。
“荒诞”并非消极，而是清醒的起点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他指出的“荒诞”，源于人类对理性、意义与统一的渴求，与世界本身的非理性、无回应之间的断裂。然而，加缪拒绝由此走向虚无或绝望。他笔下的西西弗被诸神惩罚，永无止境地将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再度滚落——正是在承认命运无法改变却依然推石上山的行动中，西西弗获得了他的尊严与自由。
研讨会主席、索邦大学哲学教授玛丽·勒克莱尔在开幕演讲中强调：“加缪的荒诞绝不是一种颓废的犬儒主义，而是一种清醒的勇气。他告诉我们，即便世界没有终极意义，我们依然可以凭借当下的行动、创造与相互联结来构建价值。”这一观点在当下尤为珍贵——当社交媒体不断放大无力感，当算法将人类异化为数据节点，加缪的“反抗”精神成为对抗精神内耗的一剂良药。
加缪作品里的“荒诞”图景：从《局外人》到《鼠疫》
此次研讨会同时发布了新版加缪作品集，其中收录了《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以及《鼠疫》的多种中译本片段。与会学者指出，加缪对“荒诞”的呈现并非抽象演绎，而是通过鲜活的人物与叙事来完成。《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泣”而被社会审判，其深层揭示了法律与道德符号对个体真实性的压迫；《鼠疫》中的奥兰城则隐喻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集体处境——人们被迫在封城中直面存在的虚无，却也在同一场抵抗中找到了共生与爱的可能。
“加缪在1947年写的《鼠疫》，今天读来就像是写给后疫情时代的一封长信。”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明远在线上发言中表示，“他并不提供廉价的希望，而是展示人在极限境遇下如何选择诚实与互助。这种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放弃行动的立场，恰好为当下的气候危机和地缘冲突提供了伦理参照。”
当代年轻人的“加缪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多国的青年读者群体中，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和《局外人》阅读量在过去五年间增长了近三倍。许多读者将“荒诞”视为一种共鸣：在房价高企、职业内卷、亲密关系脆弱化的现实中，年轻人感到个人努力与世界运行逻辑之间的巨大断裂。然而，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不同，新一代读者更多从加缪作品中汲取的是一种“温和的抵抗”。
在社交媒体上，一段被广泛转发的加缪语录写道：“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这句话被印在环保活动的海报上，也被刻在程序员群体反抗“996”作息的三维模型图中。研究会特聘顾问、作家梁文道在视频发言中评论：“荒诞感不是丧的借口，反而是叫我们不要轻易交出自己的判断力。加缪让人在无望中练习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很多人在当下最需要的功课。”
“荒谬”的双重面孔：警惕滥用与误读
当然，也有学者提醒，不能把加缪的“荒谬”简化为一枚流行标签。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哈特穆特·菲舍尔指出，过度商业化或心理自助式的“荒诞主义”可能消解其批判锋芒。“加缪的荒诞并不指向个人情绪调节，而是要求人在意识到世界无意义之后，依然选择道德上的限度与团结。如果只是用它来安慰自己‘人生就这样’，那就是对加缪最深的背叛。”
研讨会最终的联合宣言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可能比加缪时代更加复杂、也更加“无回应”的世界上。但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西西弗式的清醒与坚持。巨石不会停下，山坡依然陡峭，但推石上山的人可以选择昂起头颅。
据悉，本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将由加缪文化基金会支持出版，其中文版也已签约，预计明年与中国读者见面。在这个荒诞的时代，加缪的“荒诞性”或许正是我们最不荒谬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