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地方财政运行一直备受关注。一个常被提及的数据是：全国多数省份的财政自给率长期低于100%，部分中西部地区甚至不足50%。这一现象并非短期波动，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财税体制结构以及区域发展差异共同作用下的“常态”。与此同时，为应对地方财政压力，一场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正在加速推进。
财政自给率：半数省份“入不敷出”
财政自给率，通常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是衡量地方财政“自我造血”能力的关键指标。据公开统计，2023年全国31个省份中，仅有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天津等少数东部发达省市财政自给率超过100%，其余20多个省份均低于这一水平。其中，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省份的财政自给率甚至不足20%，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
这种格局并非一日之寒。回溯过去十年，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几乎是“标配”。即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也普遍快于收入增速。究其原因，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逐步固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大头归中央，而教育、医疗、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量刚性支出责任却落在地方肩上。这种“财权上收、事权下移”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地方财政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土地财政退潮与债务压力叠加
地方财政压力加大的另一重背景，是传统“土地财政”模式的式微。过去二十年，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来弥补一般公共预算的缺口。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2022年以来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连续下滑，2023年同比再降约13%，地方“第二本账”政府性基金预算捉襟见肘。
与此同时，地方债务风险防控进入关键期。截至2023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40.7万亿元，虽整体风险可控，但部分省份债务率已逼近警戒线。在“严控隐性债务增量、化解存量”的政策基调下，地方通过举债拓展财力的空间被大幅压缩。
改革提速：从“输血”到“造血”
面对财政收支矛盾，中央层面已明确将“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方向。2024年以来，多项改革举措密集落地：
一是优化税收分享机制。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研究建立地方税体系”，并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增值税留抵退税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已从过去的五五开调整为中央承担更多，未来还可能探索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这将为地方带来稳定的税源增量。
二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已从2019年的约7.5万亿元增至2024年的超10万亿元，但分配方式正从“撒胡椒面”转向“激励相容”。近期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指导意见》强调，转移支付要与地方财政努力程度、绩效考核挂钩，引导地方优化支出结构。
三是盘活存量资产与资源。多地正在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一管理，将闲置房产、低效土地等通过市场化方式变现或运营。浙江、广东等地还试点将部分非税收入（如特许经营权收入、国企上缴利润）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拓宽地方自主财力来源。
四是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针对基层财政“兜底”压力大的问题，广东、江苏等省份已启动“市管县”向“省直管县”的财政层级精简试点，减少资金截留环节，提升县级财力保障水平。
趋势展望：平衡与发展仍是核心命题
专家指出，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一现象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这既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映射，也是财政体制发挥“均衡性”功能的需要。改革的方向并非追求每个省份自给率达标，而是构建起责权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现代财政制度。
“增加自主财力”的改革提速，意味着地方政府将在税收管理、资产运营、债务融资等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但同时也需承担更严格的预算硬约束。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短期内仍需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维持基本公共服务；而东部发达地区则应在税制改革中承担更多“反哺”责任。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过紧日子”成为常态的当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地方内生动力，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将是对决策智慧与改革决心的持续考验。